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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現代化金融強國 提高服務實體經濟能力
黨的十九大描繪瞭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發展藍圖,即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建設現代化金融強國是建設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的必然要求。黨的十九大報告對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提出瞭提高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深化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和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的要求,因此,建設現代化金融強國需要圍繞服務實體經濟、提升全球金融話語權和有效防控金融風險三個方面展開。
健全台中清化糞池金融市場體系
提升服務實體經濟能力
一是持續完善金融機構體系。我國商業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雖然為數眾多,但是仍存在產品同質化嚴重、基層金融有效供給不足、區域發展不平衡等問題。為此,一方面需要繼續深化大型商業銀行改革,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強化激勵機制建設,發揮績效考核指揮棒作用,加強與開發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之間的分工合作,深入研究國傢政策導向,積極加快轉型發展;另一方面,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銀行體系,解決金融服務有效供給不足,基層金融產品種類不豐富,中小企業融資難等問題;此外,要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增加金融供給總量,發揮鯰魚效應,完善和優化金融結構。
二是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當前,我國企業部門杠桿率高企,不但限制瞭企業的經營發展,也造成金融風險在銀行體系集中。出現高杠桿率的主要原因在於,我國企業的融資結構過於依賴間接融資和債權融資,實體經濟資金主要來源於商業銀行,直接融資比重較低。減少企業對杠桿的過度依賴需要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關鍵點在於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建設加快推進,股票市場包含交易所市場、新三板市場和區域性股權市場,已經呈現出多層次特征;黨的十九大報告再次強調要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因此,當前需要繼續推進資本市場改革,有序擴大對外開放,加強金融法制建設,構建富有國際競爭力和中國特色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
打造國際化貨幣和金融中心
提升國際金台中抽化糞池融話語權
一是持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貨幣競爭是當今各國經濟競爭的最高表現形式,人民幣國際地位提升、對其他貨幣替代性增強,不僅將現實地改變儲備貨幣的分配格局及相關鑄幣稅利益,也會對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產生深遠影響。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我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人民幣正式納入SDR貨幣籃子,人民幣國際化取得瞭長足發展。根據央行《2017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6年,人民幣國際使用穩步推進,並在全球貨幣體系中保持穩定地位。報告進一步指出,2016年,人民幣位居全球第六大支付貨幣,已成為全球60多個國傢和地區的外匯儲備。然而,我們也要看到,人民幣比肩美元成為國際主要貨幣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由於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程度不足,國際投資者對人民幣資產的預期不穩定,人民幣僅占全球外匯儲備的1.1%,遠低於美元64%及其他主要貨幣的占比。要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有序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雙向浮動、有彈性的匯率運行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這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最為現實、可行的必經之路。
二是加快我國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世界金融強國大多擁有一個或幾個國際金融中心,提供最便捷的國際融資服務、最有效的國際支付清算系統,主導國際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和定價權,如美國紐約、英國倫敦。我國的上海肩負瞭這一歷史使命,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和日益完善,上海已初步形成以資本、貨幣、外匯、商品期貨、金融期貨、黃金、產權交易、再保險市場等為主要內容的現代金融市場體系。今年3月份,國務院宣佈到2020年將上海基本建成與我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但這並非易事,首當其沖便需處理好上海與北京、香港之間的關系。由於大多數大型金融機構的總部設在北京,北京主導貨幣政策和監管政策,因此,上海作為交易中心需要處理好與行政中心北京的關系;同時,香港作為離岸金融中心,金融市場成熟發達,貨幣實現自由兌換,上海需要處理好與香港的競爭與合作關系。
完善金融監管體系
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
行穩才能致遠,現代金融體系的發展要以金融穩定為前提。中國經濟新常態下,金融機構體系愈加多樣化,金融交易體系走向信息化,金融產品結構不斷豐富,金融市場日益開放,對我國現行的金融監管體制帶來挑戰,考驗著金融管理者的智慧。
因此,一是要完善雙支柱調控框架。金融危機前,各國央行重點以貨幣政策作為主要宏觀調控手段,對防控惡性通貨膨脹帶來的風險發揮瞭良好作用。但次貸危機的爆發表明,金融穩定不僅要求價格穩定,還應該防止資產泡沫劇烈調整造成的風險。資產價格由市場行為決定,而市場行為具有明顯的順周期性,如果經濟中順周期因素過多,會導致市場過於樂觀並造成矛盾積累,從而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出現資產價格驟然崩盤,即所謂的“明斯基時刻”。“貨幣政策+宏觀審慎管理”的雙支柱調控框架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應運而生。維持金融系統穩定,不僅要依靠貨幣政策把控流動性總閘門,還要發揮宏觀審慎管理在應對金融順周期行為和跨市場風險中的調控作用。
二是要健全金融監管體制。相同金融產品的監管規則不同是造成監管空白、監管套利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按照“實質重於形式”的原則,實行功能監管和行為監管,甄別金融業務和行為的性質,根據產品功能、業務性質和法律屬性明確監管主體和適用規則,對金融機構的業務和行為實施全流程監管。
(作者為本報專傢委員會成員、中央財經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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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九大描繪瞭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發展藍圖,即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建設現代化金融強國是建設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的必然要求。黨的十九大報告對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提出瞭提高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深化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和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的要求,因此,建設現代化金融強國需要圍繞服務實體經濟、提升全球金融話語權和有效防控金融風險三個方面展開。
健全台中清化糞池金融市場體系
提升服務實體經濟能力
一是持續完善金融機構體系。我國商業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雖然為數眾多,但是仍存在產品同質化嚴重、基層金融有效供給不足、區域發展不平衡等問題。為此,一方面需要繼續深化大型商業銀行改革,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強化激勵機制建設,發揮績效考核指揮棒作用,加強與開發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之間的分工合作,深入研究國傢政策導向,積極加快轉型發展;另一方面,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銀行體系,解決金融服務有效供給不足,基層金融產品種類不豐富,中小企業融資難等問題;此外,要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增加金融供給總量,發揮鯰魚效應,完善和優化金融結構。
二是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當前,我國企業部門杠桿率高企,不但限制瞭企業的經營發展,也造成金融風險在銀行體系集中。出現高杠桿率的主要原因在於,我國企業的融資結構過於依賴間接融資和債權融資,實體經濟資金主要來源於商業銀行,直接融資比重較低。減少企業對杠桿的過度依賴需要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關鍵點在於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建設加快推進,股票市場包含交易所市場、新三板市場和區域性股權市場,已經呈現出多層次特征;黨的十九大報告再次強調要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因此,當前需要繼續推進資本市場改革,有序擴大對外開放,加強金融法制建設,構建富有國際競爭力和中國特色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
打造國際化貨幣和金融中心
提升國際金台中抽化糞池融話語權
一是持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貨幣競爭是當今各國經濟競爭的最高表現形式,人民幣國際地位提升、對其他貨幣替代性增強,不僅將現實地改變儲備貨幣的分配格局及相關鑄幣稅利益,也會對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產生深遠影響。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我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人民幣正式納入SDR貨幣籃子,人民幣國際化取得瞭長足發展。根據央行《2017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6年,人民幣國際使用穩步推進,並在全球貨幣體系中保持穩定地位。報告進一步指出,2016年,人民幣位居全球第六大支付貨幣,已成為全球60多個國傢和地區的外匯儲備。然而,我們也要看到,人民幣比肩美元成為國際主要貨幣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由於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程度不足,國際投資者對人民幣資產的預期不穩定,人民幣僅占全球外匯儲備的1.1%,遠低於美元64%及其他主要貨幣的占比。要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有序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雙向浮動、有彈性的匯率運行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這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最為現實、可行的必經之路。
二是加快我國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世界金融強國大多擁有一個或幾個國際金融中心,提供最便捷的國際融資服務、最有效的國際支付清算系統,主導國際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和定價權,如美國紐約、英國倫敦。我國的上海肩負瞭這一歷史使命,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和日益完善,上海已初步形成以資本、貨幣、外匯、商品期貨、金融期貨、黃金、產權交易、再保險市場等為主要內容的現代金融市場體系。今年3月份,國務院宣佈到2020年將上海基本建成與我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但這並非易事,首當其沖便需處理好上海與北京、香港之間的關系。由於大多數大型金融機構的總部設在北京,北京主導貨幣政策和監管政策,因此,上海作為交易中心需要處理好與行政中心北京的關系;同時,香港作為離岸金融中心,金融市場成熟發達,貨幣實現自由兌換,上海需要處理好與香港的競爭與合作關系。
完善金融監管體系
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
行穩才能致遠,現代金融體系的發展要以金融穩定為前提。中國經濟新常態下,金融機構體系愈加多樣化,金融交易體系走向信息化,金融產品結構不斷豐富,金融市場日益開放,對我國現行的金融監管體制帶來挑戰,考驗著金融管理者的智慧。
因此,一是要完善雙支柱調控框架。金融危機前,各國央行重點以貨幣政策作為主要宏觀調控手段,對防控惡性通貨膨脹帶來的風險發揮瞭良好作用。但次貸危機的爆發表明,金融穩定不僅要求價格穩定,還應該防止資產泡沫劇烈調整造成的風險。資產價格由市場行為決定,而市場行為具有明顯的順周期性,如果經濟中順周期因素過多,會導致市場過於樂觀並造成矛盾積累,從而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出現資產價格驟然崩盤,即所謂的“明斯基時刻”。“貨幣政策+宏觀審慎管理”的雙支柱調控框架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應運而生。維持金融系統穩定,不僅要依靠貨幣政策把控流動性總閘門,還要發揮宏觀審慎管理在應對金融順周期行為和跨市場風險中的調控作用。
二是要健全金融監管體制。相同金融產品的監管規則不同是造成監管空白、監管套利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按照“實質重於形式”的原則,實行功能監管和行為監管,甄別金融業務和行為的性質,根據產品功能、業務性質和法律屬性明確監管主體和適用規則,對金融機構的業務和行為實施全流程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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